2024年6月7日，昆明学院人文惟真讲坛第六十九期乡“贤文化与明清社会”如期举行，明清史著名学者，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赵克生教授主讲，人文学院院长阳正伟教授主持。历史学教研室的熊开万老师、陈文博老师、何姣老师、任婷婷老师、闫宝明老师、赵文雪老师和姜丹老师，以及人文学院2021级、2022级、2023级全体历史学学生参与了讲座。

讲座开始前，由阳正伟老师向全体成员隆重介绍赵克生教授，老师同学们给予热烈欢迎。赵克生教授首先就新时代背景下的乡贤文化复兴发表演讲。赵教授提出，近年来，在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等时代背景下兴起了“新乡贤文化”。“新乡贤”被定义为“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研究新乡贤的意义在于为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提供物质的或精神的资源。“新乡贤文化”以“当下”作为准绳和参照来研究过去，关注过去与现在的相似之处，忽视其相异之处，不免产生“以今度古”的思考方式，对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之间关系缺乏符合历史实情的研究。

赵克生教授明确了对于乡贤的概念。首先，“乡贤”的概念古已有之，它是历史的、变化的。“乡贤”经历了从先贤到乡贤的转变过程，由泛称乡里贤者到清雍正时期以后专指称进入乡贤祠祀的乡贤。这一变化过程受到了地域性的限制，“从先贤到乡贤，附祀于学”，即对先贤进行了“乡与非乡”的严格区别，这种对乡贤地域身份的严格化，既有助于辨识分化先贤群体中的乡贤、名宦、寓贤，并且使某地的乡贤群体因为有了同一地方身份而被集合起来，为乡贤合祠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还使乡贤祭祀开始向学校转移集中。

与此同时，“乡贤”一词也逐渐向专称化发展。随着雍、乾乡贤祠祀新建制的建立，乡贤的含义被严格界定，由泛指乡邦贤达转而专指入祀乡贤祠的人。

祠祀与传记作为表彰先贤的基本形式，一方面体现在为乡贤树碑立传，另一方面体现在建祠立庙，祭祀乡贤以树立典范。乡贤祠作为集中奉祀本地乡贤的场所，开启了乡贤祭祀的新模式，但同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大贤与众贤之间的差别消失了，使得乡贤祠在旌贤褒异方面的功能严重削弱，引起人们的质疑与不满，反对因乡贤祠舍弃乡贤专祠。双轨制则在明代应运而生。所谓“双轨制”是儒学乡贤合祠（总祠）与乡贤专祠的集合，解决了社会对大贤和众贤在表彰程度上“不专不尊”的问题。

乡贤文化作为根植于地方、反哺于地方的精神存在，与地方文化传统、民众诉求和乡贤家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时期乡贤祠祀逐渐被王朝政府所掌控，成为王朝政府影响地方社会的一种文化手段。从国家角度看，乡贤文化传导儒家政治伦理，必然承载着政治教化的使命，总是关涉世道人心；从地方角度看，一乡之贤乃一乡之山斗，尤其是名贤，实际上成为地方的文化坐标。经由祠祀、传记等形式吧乡贤集合在一起，形成一个乡里文化传统，并通过这种传统来定为个人，体现了“人地互显”；家族则直接、完整地分享了乡贤声望，乡贤后裔通过运用乡贤专祠来实现家族目标，如《平湖陆氏景贤祠志》中，陆氏通过景贤祠获得世袭的奉祀生身份、千余亩祠田的差徭优免。

在乡贤管理制度方面，乡贤之事实现了由“付之地方”向“统之中央”的转变。明清两代的乡贤祠管理体制主要涉及乡贤入祠的呈请、保举与审批等环节，其特点是提学专掌准驳之权。由于私人对于乡贤名誉的贪求，社会也衍生出乡贤冒滥问题，其表现一是入祀的乡贤太多，冗杂不堪；二是入祀者良莠不齐，一些入祀者没有具备乡贤应有的道德、学问、功业。乡贤冒滥不仅会冲击乡贤祠祀的公信力，也会动摇乡贤祠祀制度的根基。

讲座最后，赵克生教授对乡贤文化进行了总结，提出乡贤文化具有伦理的指导、激励之用，也具有构建、弘扬地方文化传统等积极意义，就其历史的悠久性和穿透力，对于当代的新乡贤文化建设还具有历史的借鉴意义，而对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之家的转化改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提问环节赵克生教授与熊开万老师、姜丹老师及历史学专业学生就新乡贤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进行学术交流，最后由阳正伟院长对讲座进行了总结，出了回应赵教授的学术观点之外，支出人文学院师生与赵教授一起，相友相及，融融熙熙，持之以敬，维之以信，是鸢飞鱼跃的人文气象及人文学风的体现。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